主持/题引人：张瑞麒
嘉宾：陈荣辉
整理：姜郁雯
排版：蔡艺璇、邢云馨
—— 2020年 第一单元 城市更新 ——
专题影片
耿军
《轻松+愉快》
这是一个关于罪的常态化，在追寻中坐以待毙的故事，一个悲伤的喜剧电影。电影里充满着北方的幽默，一波三折的冲突，虎视眈眈的壮美山河。该片入围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 ，其个人亦入围了最佳导演奖 。
陈荣辉
《空城计》
《空城计》基于一个名为“收缩城市”的研究项目，“收缩城市”指的是城市人口流失、失去活力的现象。相比西方工业化完成之后的城市收缩，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但信息化浪潮已经到来，生态环境、老龄化、土地利用、产业转型等多种问题交织。对于生活在“收缩城市”里的年轻人而言，留下或者离开也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专题讨论
当下东北文艺复兴在流行文化中以土味文化的形式出现，土味美学背后的审美逻辑融合了复杂的社会议题，东北的土味文化能否成为一种跨阶级交流的文化形式？
东北的伤感主要出于工人对当时社会变革的无力反应，或者可以理解为自下而上对政治的无能为力，在新世纪重新出现的文艺复兴能否成为一种冷静过后，反思社会主义公民形成和政策制度的机会？
跳出单纯的流行文化中的东北形象，如果这个时代不鼓励独立思考，我们该如何思考？
以具有地方特性的文化为导向研究中国的现代性和当代艺术具有怎样的意义？
背景综述
东北文艺复兴与土味美学
2019年夏天以后，一首野狼disco让中国的年轻人一下子都学会了用左手画龙。“那是世纪末的的士高，歌舞厅，夜总会。不是电音，不是后摇，只有的士高。经典粤语歌，东北人的粤语，闪光玻璃球，和北方方言流露的松快。那是我小时候的家，是我真真切切的老舅（来自网易云用户：达普达普的评论）。东北rapper董宝石的出圈使跌宕数年的东北文艺复兴重新被提起，对东北文化的关注也开始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讨论中。出于对历史的严谨对照，说唱歌手董宝石，小说家班宇，短视频博主老四（@老四的快乐生活）被认为是达成共识的东北文艺复兴三杰。
1986年出生的班宇从小生活在沈阳铁西区的工人村，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冬泳》获得了严肃文学界和大众的认可。他的小说用生猛，蓬勃的东北方言描写被印厂机器卷走胳膊的工人、追债的年轻人、生疏的赌徒与失业者，以及一整个消逝的时代。黑龙江佳木斯的老四（@老四的快乐生活）是个世俗观察家。在他的快手账号中，他自己演了东北的一家人。厉害的丈母娘，脾气好的老丈人，温顺媳妇，没出息女婿和碎嘴子邻居…在短视频有限的时间里，有情节，有角色，有戏剧冲突，展示了东北社会的世俗冷暖和人情世故。
节选自班宇《冬泳（盘锦豹子）》
@老四的快乐生活，发布的快手截图
在谈论东北文艺复兴时，首先一个有趣的视角是很少有东北人对自己的身份定义感到怀疑。生活在不同省份和地区，但产生同一种身份认知的现象是中国社会中的特例。早在清朝时期的满洲（现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及内蒙古东北部地区）为了免除祖先故地被汉化的威胁，清政府修筑了柳条边，边外不许汉人移居。这一限制移民的政策成为地缘边界的最早概念。随着东北地区的逐步开放，这一界限从柳条边扩展至山海关，东北人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关内汉地的独特身份认同。比如，统称山海关内的地区为“关里”；而到了关里，又以东北地区而非具体省份为首要认同。
当回溯整个东北身份与文化在大众媒体中的发展，可以发现东北文艺复兴还存在更早的实践者。二手玫瑰乐队一直尝试将东北民俗文化“二人转”元素与摇滚乐相结合。在相似的逻辑下，不管是复古的disco，东北方言，还是对二人转的挪用，都体现出了一种高度概括的东北美学——土味，艳俗，幽默。这显然是一种符合主流文化视角观看下产生的东北印象。而现实生活中，快手里大量不务正业的青年和春晚里赵本山的小品填补了全国人民对东北土味想象的最后一个缺口。
二手玫瑰乐队粉丝在演出现场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乡土文化的论述可以看作一种对土味文化的解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的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 东北乡村对土地的依赖在农业社会时期使人口流动保持在很低的水平。村里人一代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生活，经验与文化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以最直接，形象的方式传递。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城市的各种限制和排斥使得生活在乡村的人群难以充分接触到城市阶级的文化，一直以来生猛有效的表达方式却得以保留。进入主流视野后的土味文化融合了阶级，经济，政治，社会学等复杂议题，反而成为东北美学的一种代表。
在这样的语境下，东北文艺复兴可以看作是土味文化在流行文化中的复兴。这些文艺工作者努力在主流媒体中构建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却又消解了快速娱乐背后的社会问题和当下东北所处的尴尬状态。其实仔细一想，老舅那件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的皮大衣是极其不合时宜的，它代表着一种昔日的荣光，保护着东北人脆弱的内心。
东北当代艺术与红色艺术
改革开放后在内部构建东北文化的实践者与流行文化外部的视角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一个深沉又隐忍的东北。这些实践者被环境和意识形态分为两种相互关联的创作模式，一种是东北的当代艺术，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红色艺术。80年代的中国美术史还是乡土绘画时期，多以写实风格的土地，乡村，农民及风俗作为民族叙事的中心。知识分子和青年的乡村流放精神在后文革时期转为对自然能力的毁灭性及人类活动徒然无效的切身感受。在这样的社会转型阶段，自然和崇高不再是值得眷恋和歌颂的对象，社会青年反而以一种虚无主义的姿态对文革修辞和国家话语进行反思。1980年在《中国青年》刊登的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存在意义的广泛讨论。正是这样的社会态势使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运动“85美术新潮”得以发生。而北方一年中半年都是冬天的自然条件特别适合思考，这也解释了东北艺术家具有的的先锋精神。
生活在东北的王广义、舒群、任戬等，组织发起的“北方艺术群体”成为“85美术新潮”时期最早的艺术群体之一。其创作以油画为主要媒介表现出了对极地荒凉的特殊迷恋，并在宣言中提出了“寒带文化”的概念。在舒群发表的《为北方艺术群体阐释》中对这一概念解释为一种理性精神（作者注：这个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它是一种恒定的精神原则”）。这一时期的艺术家读恩斯特•卡西尔，黑格尔等哲学家去建立新的的认识论，甚至在阐释里还包含着某种使命感，包括反思中华民族理性精神的欠缺和资本主义后期对人性解放的一发不可收拾。在王广义的《凝固的北方极地》，任戬的《天狼星的传说》，舒群的《绝对原则》中，冷峻，凝固的自然成为这些艺术家绘画中的主要意象，寒冷的气质也成为理性精神的有效隐喻。“北方艺术群体”的绘画突破作为一种图像性的艺术，成为传达思想的载体及建构东北文化秩序的手段。特别有趣的是这些过载的哲学和精神辩护拓宽了对时代精神的人文关怀，提示了东北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思考方向和力度。
王广义, 凝固的北方极地——大玩偶, 80.5 ×111.5 cm, 1986-1988
舒群, 绝对原则消解系列2号, 200x160cm, 1988
从90年代到下个千年的变化是新现实主义与新学院派对于绘画写实审美倾向的回归。每五年举办一次的具有国家级权威性的全国美展，在1989年的展览中给予了文革后新生代画家创作的官方肯定。以韦尔申的《吉祥蒙古》，刘仁杰的《风》，王岩的《黄昏时寻求平衡的男孩》为代表的一批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油画家“奇迹般地垄断”了这个大展中几乎所有重要奖项，之后也没有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批作品的出现在许多批评家的眼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信号，批评家顾振清，杨荔在《江苏画刊》1992年6月号上发文，提出“鲁美现象”这一概念，用以指代鲁美画家所形成的特有艺术风格。“鲁美现象”的转向说明“85美术新潮”中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思潮并没有就此散去，而是出于对国家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审美尺度的一种退让和妥协，抑制或消解了“理性绘画的高寒状态”。这一阶段东北艺术的实践重新回到对绘画语言本身的探索，走出地理对艺术家认识的限制，在艺术实践和官方意识中间达到一种平衡，将中国写实绘画推进至一个新的高度。
韦尔申，吉祥蒙古，160cm×140cm，1988
王岩，黄昏时寻衡的男孩，175×161厘米，1989
另一方面，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艺术创作也成为平行存在于东北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态。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体现出文艺创作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现鲁迅美术学院）自然的继承了这样一种宏观审美对于艺术信念，文化责任以及对国家形象完整叙事的期待。左翼艺术家对苏联集体创作传统的向往促进了中国新的集体创作模式，认为这种艺术创作既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又具有本土文化的传统根基。其中由宋惠民，许荣初，高泉等九位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专业画家共同完成的“全景画”《攻克锦州》成为这种创作模式下的第一幅作品。这幅122.24米长，16.1米高的巨幅绘画展示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个360度环形展厅里，成为一种对政治任务，展馆收入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合理代表。
集体创作, 攻克锦州, 122.24m x 16.1m, 1989
出于对时代的纪念和献礼，集体创作所追求的那种轰动一时的美感和巨大尺寸带来的崇高享受与多位作者的联合署名方式，具有明确的阶级导向，其指向工农兵和大众文艺的创作理念也应用于其他媒介。比如，2017年在中央党校综合教学楼的前广场上落成的大型群组雕塑《旗帜》，就是由鲁美雕塑系的教授和研究生共三十多人一同完成的。这组雕塑刻画了56个民族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紧密的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展现出坚定豪迈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昂扬精神风貌。东北集体创作的红色艺术将中国的政治、文化、机构，很多方面都聚合起来，与同时期的政治波普艺术相互远离，为东北艺术和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维度。
集体创作, 旗帜, 2017
东北的后社会主义气质
在宏观叙事下的当代东北呈现出与大众文化和处于内在思考状态下完全不同的气质。这种混合了犹豫，迷茫，伤感的情绪，对应着中国的政治转型、经济改革与公民社会不断重组等一系列社会现实变化-统称为“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气质。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使用这一概念将中国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逝世的社会主义理想化阶段，另一个是施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的“后社会主义”阶段。德里克认为中国的后社会主义的努力是希望借鉴资本主义的结构但避开它的不足之处，去发展和合理化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转向，东北曾经领先的工业体系和文化逐渐没落和边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东北文艺究竟想要复兴的是哪个阶段，以及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东北的伤感到底来自哪里。
繁荣阶段的东北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早期大量涌入的河北和山东移民及日俄为代表的外部力量推动了东北在东北亚地区率先进入现代化，并奇迹般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建国之后，大型国企中的工人享受着计划经济带来的全包式福利和强烈幸福感，包括逢年过节的肉，蛋，米，油等物质福利，和各式各样的补贴费用，甚至还有无偿分配的职工住房。除了这些显性福利的发放，一些大型国有制单位内部还建有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食堂和浴池等设施，基本覆盖了职工在社会生活中所有的需求。稳定持续的福利使职工与国有企业逐渐演化成“单位共同体”，这套系统限制了城乡人口的流动使工人长久的在一个单位工作，加速推进了国家需要的工业化进程。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仍以年均15%的GDP增速领跑全国。但是随着国有企业的发展惯性，由于缺乏合理的预算管理和不断增加的债务，企业用于在职工潜在福利的费用已经超出显性福利的支出。另外，一系列与母公司有联系的附属公司很难独立在市场上生存，并不断消耗着母公司的利润和资产。还有冗员繁多等问题，都成为政府希望改变国企经营现状的重要原因。政府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以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的改革新方向。“下岗”就是这项改革落地的实际出路，工人可以根据工龄一次性“买断”得到一笔补偿金，然后与过去的企业就彻底摆脱了关系。根据对辽、吉两地所进行的详细的田野调查，清华大学在2010年出版的《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中，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得出1998年至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18万。至此，大面积工人与单位体制的被迫分离成为东北伤感的主要来源。
进入21世纪后艺术家的创作从绘画拓展到影像和其他媒介，这使很多小人物的挣扎被记录下来。独立电影导演王兵，在2001年拍摄完成了一部长达9个小时的纪录长片《铁西区》。王兵用一台精度并不高的DV将他热忱的沈阳铁西区拆分成三个拍摄主题-工厂，铁路，艳粉街。在第一部“工厂”中，钢铁色调和冷峻氛围展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世纪末的真实形象，摄像机隐藏在一群工人群体中拍摄他们对单位的抱怨，工作场景，生活状态，屎尿屁和脏话。在第二部“艳粉街”里，铁西区语境外的观众可能难以了解导演的意图，镜头并非试图去展示沈阳的底层生活，或是工厂拆迁对人们的影响；而是关于艳粉街里住着的大量工人家庭，和出现在第一部中那些工人的孩子。这群人在明天怎么吃饭？在以后怎么生活？贾行家在一席的演讲里谈到九十年代的东北失业潮，很多工人谈起当年的国企改革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他们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几年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些困惑的个体还没找到答案就被现实卷入不可逆的洪流成为一群迷茫的东北流民。一部分人拿着下岗补偿款去做点小买卖，少数站住了脚；一部分人选择出国打工，他们主要目的地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还有极少人从楼顶一跃而下。2000年以后，传说中东北莫名的到处是黑社会和小姐，他们是从艳粉街和工人区来。
视频截图：铁西区
在《铁西区》之后的十几年，来自中国前繁荣地区的故事成为对后社会主义社会一切都保持增长的怀疑，也构成了对东北未来情景想象的基础。2000年以后，东北有超过180个城市在逐渐萎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摄影师陈荣辉从2016年开始，连续三个冬天来到龙井，富拉尔基，伊春等城市拍摄当地的人物与风景。作为对东北城市衰落现象的观察与注脚，纽约时报对他作品的报道标题取名为“茫然而疏离：那些格格不入的东北年轻人”。格格不入体现在年轻人和上一代在观念上的出入。比如，在黑龙江富拉尔基区的大多数父母都在努力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孩子毕业后不尝试在当地的大型国企“中国一重集团”里寻找职位，而是通过在快手上直播来赚钱。显然工厂对年轻一代已经不具有吸引力，也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生动的直播文化放大了东北人的幽默和狂野并且成功进入了主流视野，这与开篇提到的东北文艺复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闭环。大众对东北文化的消费最终消解了上一个时代留下的叹息。
辽宁抚顺一群即将参加艺考的学生站在宣传海报前（摄影师：陈荣辉）
黑龙江富拉尔基，14岁的林子在一家网红直播表演的咖啡厅。
“我的父母抛弃了我，我通过在直播应用上做变装秀赚钱。”
（摄影师：陈荣辉）
百度贴吧的“流浪吧”里，聚集了很多常年四处漂泊的躺尸大神，经常有人讨论如何以低廉消费作为流浪式生活的标准。船员李海断断续续的看了两年房，决定带着他的几万块存款跑到黑龙江的鹤岗直播买房。他最后定买下一套77平的房子，六层顶楼，加上中介费，过户费，一共是五万八千块。鹤岗房价触动了许多大城市奋斗的体面人，李海的口述文章“流浪到鹤岗，我五万块买了套房”引发了网友对各自未来生活的集体畅想，而想象中都以东北作为他们的最后退路。
在评估过当下媒体和政治对东北地区历史与发展的影响后，这次的专题讨论希望跳出单纯的流行文化中的东北形象，以多元的观看方式去重新思考这片土地上不断流动的权力与叙事。
参考资料：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郭晓彦, 董冰峰, 从“极地”到“铁西区”-1985年以来的东北当代艺术现象考察, 广东美术馆-展览回顾相关文档, 2006
李裕君文, 张长收, 崇尚理性绘画的“北方艺术群体”, 2016
翁家若, 沈阳chi K11开幕首展“在集结”，从未止步的东北当代艺术在更大语境中激活, 2018
宋惠民, 李福来, 晏 阳, 李 武, 全景画:波澜壮阔的恢宏画卷, 中国美术, 2013年第1期
张帆, 底层农村青年没有出路, 浪潮工作室, 2017-08-11
胡水, 单位福利的转型与变异, 以东北老工业基地H厂为例, 吉林大学, 2015
Tiffany May, 茫然而疏离：那些格格不入的东北年轻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9
Wangyun, Shrinking cities, stories from China’s former boomtowns, Sixth Tone, 2018
Arif Dirlik, Post-Socialism Revisited: Reflection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ultur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2014